
第四篇结尾留了一个问题:妄心歇下去,真心显出来。真心和妄心,是一颗心,还是两颗心?
这个问题,印度佛学自己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中观说心空不可得,瑜伽行说心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流,如来藏系说心自性清净。三家各说各的,争到印度佛教衰微也没有争完。中国人接过这个问题,用了三四百年,给出自己的答案。答案有四个。
《大乘起信论》说:一心开二门,真如与生灭是一心两面,各总摄一切法。唯识学说:心不止一个,是八个识联成的一架机器,末那执我,藏识持种,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天台说:一念三千,你眼前这一念妄心,当下具足三千世间,不须转身。华严说:法界缘起,一真法界事事无碍,一尘里含法界,心与法界打成一片。
四门功课,气质迥异:一个讲综合,一个讲分析,一个讲圆顿,一个讲广大。可它们共用一个心字,也共用一个基本认定:心不是肉团,不是脑筋,也不是笛卡尔那个与物质对立的思维实体;心是世界的根子,也是修行的全部下手处。中国佛教讲心,讲到最后越出了心理学,落在本体论与功夫论上——它要回答“世界从哪里起”,也要回答“人在哪里下脚”。
照例先立三问。其一,一心开二门,真如与万法“不一不异”,与第三篇讲的中观“不二”,是一回事吗?其二,一念三千,“介尔有心,即具三千”,这是不是说世界是我的念头造出来的?其三,华严说事事无碍,一粒微尘含摄全宇宙——这究竟是玄谈,还是一种可以认真看待的世界观?
三问立在路口。我们先回到一片海上。

北魏延昌二年(513),洛阳。
菩提流支在洛阳译经已有些年头了。这一年他译出一部十卷的大经,经名很长,叫《入楞伽经》。楞伽是山名,在僧伽罗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岛。经的开头,场面是佛经里少见的写法:佛不住在祇园,也不住在灵鹫山,而是住在楞伽山顶的摩罗耶城——山在海中,城被药叉环绕。罗婆那王,药叉之王,乘着花宫殿渡海而来,向佛请问自心现境的道理。
大多数佛经,场景在平地上。这一部却把道场搬到海上孤山的山顶,让一位魔王来做请法的人。经里布满大海与波浪的比喻。后世读这部经的人,首先记住的往往不是义理,而是这些比喻。
魏译第二卷《请佛品》里,大慧菩萨向佛请问,佛答到深处,忽然说出一句极为简净的话——
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名为如来藏。
八个字,两个等号。第一句把“寂灭”与“一心”拉平,第二句把“一心”与“如来藏”拉平。前四篇里,我们见过这两个名字各自的样子:第三篇讲般若,把一切相扫成空,“一心”若有一副面孔,它该是无相的;第四篇讲如来藏,从法身走进众生心内,成了佛性的另一个名字,它该是不空的。这一句等于说:心的这两副面孔,是一副面孔。
佛接着说,这个如来藏“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却“在于身中,客尘烦恼垢秽不净”——心在每个人身体里,却被客尘盖着,刹那生灭,不能自主。
再往下,是著名的海水比喻。佛说:大慧啊,你见过大海吗?海水是寂静的,波浪是喧闹的;波浪依海而起,海却不因波浪而失去它的水性。藏识如海,七识如浪。人整天在浪上颠簸,以为颠簸就是命;浪下却有一片从未颠簸过的水。
这个比喻,后世被用了无数次,用成了中国佛教心论的通用图像。但我们先要问一个笨问题:海与浪,毕竟是两样东西。用两样东西来比喻“非一非异”的一心,比喻本身就带着裂缝。这一篇要慢慢走到的,正是这道裂缝。
《楞伽》到中国来,前后有过四次翻译,存世三种。
最早是刘宋元嘉年间,求那跋陀罗在建业译出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443)。再下来,就是北魏菩提流支这个十卷本(513)。最后,武周久视元年(700),朝廷请实叉难陀在洛阳重译,成七卷本《大乘入楞伽经》。三种译本,文字出入不小:宋译简古,以难读出名;魏译在首尾多出《请佛品》等部分,上面那句八字名文,宋译里没有对应的直说,魏译把它说破了;唐译文字清畅,骨架却大体依着魏译。
一部经,三种译本,哪个近原本,哪个有添饰,近代学者争了很久。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句“一心名如来藏”,与《大乘起信论》的语言几乎同调。有的学者因此说,魏译受了《起信论》的影响;也有人说,方向恐怕相反,《起信论》是顺着魏译这个路数造出来的。译与撰、原本与润饰,在《楞伽》与《起信》之间缠成一团。这桩公案留到本篇末后再讲,此处先记住一件事:到六世纪初,“一心”这个词,已经有了一部专门讲它的经,和一部将要专门讲它的论。
四卷《楞伽》译出之后,有一群人专门受持它,人们称他们“楞伽师”。
楞伽师的头一个,按后来的传说,是达摩。达摩传法给慧可,据说就是以四卷《楞伽》印心——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以下,僧璨、道信、弘忍,一路传下来,头几代禅师案头都是这部经。到神秀入京,还做着“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楞伽师的余脉在北方仍然显赫。
然后,《金刚经》进来了。弘忍之后的禅门,渐渐改以《金刚》印心,慧能一系尤其如此。到八世纪,神会北上争法统,滑台设无遮大会,攻击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南宗胜了之后,写历史的人顺手把这段改写成一个漂亮的故事: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禅宗从此从“如来禅”变成“祖师禅”。
这个故事太漂亮了,漂亮得可疑。《中国禅宗通史》的导言专门拆过它:楞伽所传,本不排斥般若;所谓空与不空,在印度大乘内部本来可以统一;神会造出的那个对立,一半是真义理,一半是争法统的宣传。真实的情形要朴素得多:《楞伽》讲如来藏,《金刚》讲般若空,禅门两头都用,只是随着时代风气,把重心从前者挪到了后者。
但重心的挪动留下一个印记。禅宗离开了《楞伽》的文字,却没有离开《楞伽》的问题,“心到底是什么”那个问题。它只是换了说法:不再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改说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不再引经,改用棒喝。问题还是那一个问题。这一篇讲一心,讲到末后,仍要回到禅宗身上——回到那个没有文字处。
南怀瑾先生有一部《楞伽大义今释》,自叙里记了一件小事。他早年写完《楞严大义今释》,发愿再释《楞伽》,因为这两部经于全部佛法,一是修证的大总持,一是义理的大关钥。可是《楞严》问世之后,“世有读者,而楞伽一册,犹滞笔端”。一部专讲心的经,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寥寥。他慨叹的是隔膜:讲心的话,中国人本来最听得进;怎么这部专讲心的经,反而没人读了?
隔膜有缘故。《楞伽》的文字确实难,名相确实多,三种译本又各有脾气。但更深处,恐怕是它要人直面的那个问题本身难——“心是什么”,谁都以为自己知道;真要你说,一个字也说不出。
要讲《大乘起信论》,先得看它出场之前,中国佛教的“心”乱成了什么样子。
五、六世纪之交,北方译场里译出的经论越来越多,心的名目也越来越多。译《十地经论》的,是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两人同译一书,意见却不合,后来各自开派:地论南道说阿梨耶识是净识,法性是一切法的依持;地论北道说阿梨耶识是妄识,另立一个第九识做根本。译《摄大乘论》的真谛又添一套:阿黎耶识是妄识,是一切染污的源头,但另有一个“阿摩罗识”(无垢识)做净法的根本。
粗粗一数,摆在桌面上的本体名目就有好几个:真如、法性、法界、如来藏、阿梨耶识、阿摩罗识。它们是一个东西的几个名字,还是几个东西?哪个生万法?净法从哪个来,染法又从哪个来?各派都说自己有经论依据,争了一百多年,没有结果。
一团乱麻。乱麻需要一个收拾的人,或者说,一部收拾的书。
这部书题作马鸣造、真谛译。马鸣是公元二世纪前后的印度论师,真谛是六世纪中叶译经的大师。书很薄,一卷,一万来字,却极有条理。它不谈八识的细目,不谈三性的辨析,开口就说了一个“一心”——
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一个心,开两扇门。心真如门,是从心的“体”那一面看: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染净的分别都加不上它。心生灭门,是从心的“相用”那一面看:众生一天到晚念念流转,生灭不停。要紧的是下一句:两门“皆各总摄一切法”——并非真如门管净法、生灭门管染法,各管一半;随便从哪扇门进去,都能看到全体。一张桌子,看正面是正面,看背面是背面,看到的却都是这张桌子。
这就是后来被中国佛教用了一千多年的总公式:一心开二门。
心真如门里,义理靠两个词撑着:空与不空。
说真如是“空”,不是第三篇里那个扫荡一切的空。真如离言、离相、离心缘相,一切妄念的分别加不上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空,空掉的是对它的任何指点。说它“不空”,是说它不是断灭:它自体具足无量功德,常恒不变,是一切净法的源头。
空与不空,一而二,二而一。这一句笔法,读过第三篇的人会觉得眼熟:离言离相,近似中观的遮诠;自体具足,又分明是第四篇如来藏的思路。《起信论》的高明处就在这里:它不在两家之间选边,而是把两家都收进门里。真如门里的空与不空,已经不是般若与如来藏的争执,而是同一个心的两面描述。
真正的发明在心生灭门。门里一句要紧的话——
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阿梨耶识。
如来藏是清净的、不生不灭的;生灭心是染污的、念念流转的。两个东西本来一个是体一个是用,界限分明。《起信论》却说:它们和合起来了,合出一个新东西,名叫阿梨耶识——非一非异。不是一,因为清净与染污毕竟两样;不是异,因为它们从来不是两摊东西,清净的如来藏现起生灭,生灭全是如来藏在做。
方立天先生有一个极传神的比喻:这个阿梨耶识,是如来藏和无明的混血儿。父亲是如来藏,母亲是无明;生下来这个孩子,一半清净一半染污,能做万法的依止。各派的争讼到此有了一个总回答:净的如来藏和妄的阿梨耶识不必争谁是根本——根本是那个“非一非异”的和合体,根本是一心。
生灭门里还有一套修行的对子:觉与不觉。不觉,是心随无明流转;觉,是心开始照见自己的流转。觉又有本觉与始觉:本觉是心体自来明净的觉性,始觉是修行启动之后渐渐显发的觉。始觉与本觉究竟是一。修出来的觉,不从外边得来,是本觉自己醒过来。书里用了四个镜子的比喻说本觉的四义:如镜空净、如镜照物、如镜出物、如镜磨莹。中国后来讲心性修养的书,从宋明理学到近代新儒家,话头里处处有这套本觉始觉的影子。
收拾是收拾了,但不是没有代价。代价藏在“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这一句里。
问:如来藏是清净不动的真如,生灭心怎么会“依”着它生出来?真如如果受无明熏染而起生灭,那它还叫真如吗?真如如果不受熏,生灭又从哪里来?——这就是后来吵了一千年的“真如受熏”问题。
再问:无明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心本来是觉,第一个不觉是从哪一刻开始的?本觉既然本有,怎么会睡过去?睡了过去,又凭什么能醒回来?——这是“无明何起”的问题,比受熏更难。
《起信论》自己回答过这些问题,用的是比喻:如水与风,水因风动;如金与器,金不自异。比喻都好,可比喻只是比喻,把理论问题化成了图像,问题本身还在原处。后世学人(从唐代贤首宗到民国支那内学院)围着这两条缝写了无数文章,到第六章我们还要回到这里。此处先记下:一心二门是一张宪法,宪法也有没堵严实的缝。
现在可以回答开章的第一问了:真如与生灭“不一不异”,和第三篇讲的中观“不二”,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也不全是两回事。
中观的不二,功夫在“遮”:空假二谛,是说一切法无自性,既不著有也不著空,最后连不二也不可执著。它不给世界立一个实体。一心二门的不一不异,功夫在“立”:它先立一个真如心体,再说染净万法都依它而起、与它非一非异。一个是从缘起性空出发,走到实相;一个是从真心出发,走到缘起。方向相反,落点相近:落在“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烦恼即菩提”那一片中间地带。
所以后人说《起信论》是“真常唯心”一系的开山,与般若中观判然两途;也有人说它深得中观不二之旨,只是换了正面讲法。两种说法都有一部分道理。要紧的是记住那个分别:中观的不二,不承诺一个实体的心;起信的不二,承诺了。这个承诺,是中国佛教此后一千年的地基,也是它此后一千年的被告席。
色与心,也是在这个承诺下重新排的座次。般若学把色扫进空,重心在破;《起信论》说“色心不二”,色是心所现,心是色之依,破过之后立起来——中国佛学的重心,从“空”转到了“心”。这个转动,就是本系列从第三篇走到这一篇的转动。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长安。
玄奘从印度回来了。带回来的佛像、经卷装了二十多匹马,其中他最看重的,是戒贤一系传下来的瑜伽行派学问。此后十九年,他在长安、洛阳的译场里译出一千三百多卷经论,晚年又应弟子窥基之请,把印度十家论师注释《唯识三十颂》的书糅译成一部《成唯识论》。中国佛学的“心”,从此有了一门精细到毫发的学问:唯识学。
《起信论》讲一心,是把心合起来说,一个字统摄万有;唯识学讲心,是把心拆开来说,一拆拆成八个。合有合的好处,简;拆有拆的好处,准。这一章看这架被拆开的机器。
唯识学把人的心识分成八层。前六层好懂: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眼看色、耳闻声、意想事,与我们平常说的“五官加思想”大体相当。麻烦从第七识开始。
第七识叫末那识,义译叫“意”。它不干别的,专干一件事:恒审思量,念念不停地把第八识执取为“我”。我们不必刻意去想“我是我”,“我”的感觉却无时不在,走路、吃饭、睡觉,它都在。唯识学说,这份恒常不断的自我感,就是末那识的作为:它像一台永不停机的后台程序,死死抓住第八识的见分,认作一个常住不变的“我”。我执的根,埋在这里。
第八识叫阿赖耶识,义译叫“藏识”。这架机器的发动机是它,仓库也是它。为什么叫藏?有三重意思:能藏,它能收藏一切法的种子;所藏,它是一切种子所藏的地方;执藏,它被第七识执著为“我”,被藏起来当了自我。能藏、所藏、执藏,三个“藏”字,把它在整个系统里的位置说尽了:它是种子库,是业报的账房,是轮回的主体,也是被误认为“我”的那个最深的后台。
阿赖耶识里装的东西,叫种子。
种子是比喻,也是精确的概念:它是一种潜在的功能、势用。眼识能见色,是因为有能见的种子;人会贪会嗔,是因为有贪嗔的种子。种子的来历有两路:本有的,无始以来就在识中;新熏的,是后天的行为习气熏出来的。种子生现行,是潜在的功能遇缘发动,成为现实的心理和行为;现行熏种子,是现实的行为又反过来在识中留下新的习气,成为日后的种子。种生现、现熏种,因果同时,辗转无尽。
这个机制的精妙,在于它不用灵魂就解释了轮回与业报。没有常住不变的“我”在搬家,搬的是种子流:这一生造作的行为,熏成种子藏在阿赖耶识里;身死之后,前七识灭了,阿赖耶识的种子流不断,遇缘又展开成下一生的身心世界。业报不失,因为种子不失;“我”不可得,因为从头到尾只有一条不断变异的流,没有一个搬家的主人。
《解深密经》里佛自己说这套道理时,语气极慎重——
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
阿陀那识就是阿赖耶识的别名。佛陀说:这套道理我又深又细地讲出来,一切种子像暴流一样刹那刹那地奔涌,但我不对凡愚的人讲,怕他们听了,又把这条流执著成一个“我”。最深的无我之学,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被人听成有我之学。佛经里这样自陈忌讳的地方不多。
玄奘后来作《八识规矩颂》,四十八句颂把八识说尽,说第八识的两句最出名:
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做主公。
受熏,接受现行的熏习;持种,执持一切种子;根身器,还是我们的身体和所住世界的总依据;去后来先,死时它最后离开,生时它最先来投,像这家宅子里真正的主人。“做主公”三个字是比喻,可这比喻正是《解深密经》所警惕的那个比喻——不得已而用之。
唯识学与《起信论》的分歧,到这一步就清楚了。
《起信论》的一心,是众生共的一个心:同一个如来藏,同一真如,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却是各人有各人的:你的种子流是你的,我的种子流是我的,众生各有一条自己的暴流,彼此熏不进来。这个差别看似技术细节,牵动却极大。
如果各人识各,那么“一切法唯识”所说的识,是你的识还是我的识?你死了,我的世界还在不在?——唯识学的回答很冷静:你的世界随你的识,我的世界随我的识,我们看似共住一个世界,是相似业感所现的相似世界,并非真有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哲学上这叫各识所变,近于一种多元的主观唯心;在中国人听来,这太冷了。中国人要的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是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心。各人一条暴流,怎么一体?
牵动更大的是成佛问题。种子分两类:有漏的、无漏的。能不能成佛,看阿赖耶识里有没有无漏种子。由此分出五种姓: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还有最麻烦的一种——无种姓,阿赖耶识里根本没有无漏种子的人,永不能成佛。第四篇讲《涅槃经》“一阐提可以成佛”、讲竺道生孤明先发,读者记得那一场大胜;唯识学按五种姓的逻辑,一阐提正是不能成佛的那一类。中国的佛徒们感情上接受不了:道生当年争下来的东西,不能退回去。后来玄奘一系在中国传了两代就衰歇,这是深层的原因之一。
这架机器不是只用于解剖的,它的图纸指向改装:转八识成四智。
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眼耳鼻舌身不再造染业,成为利他的办事机关;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分别心转为观照一切法自相共相的智慧;第七末那识转成平等性智,恒审思量的我执一断,自他平等的智现前;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镜智,种子库净化,像一面磨净的大圆镜,如实映现一切而无一丝粘滞。
八识是妄心的解剖,四智是净心的完成;中间那个动词“转”,是全部修行。转依,就是转所依:把依着阿赖耶识的染法,转成依着真如的净法。唯识学的修行论极细密,五位四十一位,从资粮位到究竟位,一步一个台阶,要走三大阿僧祇劫。精密是真精密,远也是真远。
南怀瑾先生讲唯识,爱用大白话。他说第八识像个大仓库,什么破烂都收着;第七识是个固执的管家,认准仓库是“我家”;第六意识是个能干的伙计,里里外外一把手,可它只听管家和仓库的,自己做不得主;前五识是五个跑外勤的。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把管家换掉,把仓库盘清。说得听的人都笑了,笑完也就记住了。
玩笑归玩笑,南先生点到的恰是要害:唯识学再难,骨子里是极朴素的两个问题:我是什么?习气怎么改?它把这两个问题拆成一架机器来讲,零件成百上千,图纸浩如烟海。《成唯识论》一部书,不知吓退了多少人;它在中国的命运也怪:玄奘、窥基两代鼎盛,此后千年几乎绝响,到近代才又被欧阳竟无、太虚一系重新扶起来。中国人敬它,却消化不了它。中国人消化它的方式,是把它煮进自己那锅“一心”的汤里——天台和华严,就是两口最大的锅。

隋开皇十四年(594),荆州玉泉寺。
智顗五十七岁。这一年夏天,他在寺里讲了一部大书,弟子灌顶随讲随记,记下的稿子后来定名《摩诃止观》。止观是天台宗的眼目:止是把心收住,观是把心打开照见;一收一放,是全部修行的总纲。天台宗以《法华经》立宗,但天台义理最深的一句话,不出《法华经》,出在《摩诃止观》讲观法的地方——一念三千。
智顗的老师慧思传给他的是《中论》的一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一切从因缘生的法,是空;虽空而宛然存在,是假;离空离假而又即空即假,是中。龙树这四句,在第三篇讲般若时是当作“破”的偈子读的;智顗读出了一个“立”法:空、假、中不是三个依次替换的看法;它们是一心的三个面相,可以(也应当)在一念之中同时具足。
这叫一心三观。观想一个法,比如眼前这一盏灯:观它因缘和合、自性本空,是空观;观它虽空而灯相宛然、能照能灭,是假观;观它空处就是假处、假处就是空处,不二而二、二而不二,是中观。三遍不是三个回合;三重照见,只在同一念里。与这三观相应的,是三谛:真谛、俗谛、中谛。寻常讲三谛,真俗中像三层楼,一层高过一层;天台讲圆融三谛: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任取一谛,其余两谛就在其中。空不妨假,假不妨空,中就是空假的相即。
这套说法听着玄,意思却平实:世界上没有哪一面是“底”。说空,不是把假的拆掉剩下一个空底子;说假,也不是在空底子上搭一层假的架子。空、假、中是同一件事的三个不可拆的角度,像一枚硬币的字、花与边缘——你不能说字是底,花是面子。
一心三观观什么?观“一念心”。于是有了那句吓人的话——
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
三千是什么?十法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互具成百界,百界各具十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成千如,再乘上三种世间(五阴、众生、国土),得三千。三千不是实数,它代称“整个世界的一切样态”。
吓人的是“介尔有心,即具三千”:你心里随便动一个最微细的念头(早上睁眼,一个“起”字),这一念里就具足了三千世间,具足了从地狱到佛的全部法界。智顗紧跟着加了两道锁:不说一心在前、法在后(心先生出世界,就有了时间上的先后,犯“纵”的过失);也不说法在前、心在后,或心与世界并排站着互不相干(那犯“横”的过失)。非纵非横,非一非异——一念与三千,是即,是当下圆具,像水与波,像金与器,分不得前后,也分不得主客。
开章第二问在这里作答:一念三千,是不是说世界是我的念头造出来的?
不是。而且要很小心地说不是。
如果“心造世界”是说:先有一个心,心一动,世界被它生出来,那是时间里的生产,智顗用“非纵”两个字就挡掉了。如果“心具三千”是说:世界是我心的内容,我心之外无世界,我一闭眼世界就灭,那是一般的观念论,智顗用“非横非一”也挡掉了:三千不是心的内容,心与三千也非容器与所容;二者相即。《世界佛教通史》讲这一段时特意提醒:一念三千不是本体论命题,不能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它讲的是观法的当处:你当下这一念落在哪一界?动了贪念,这一念即具饿鬼;动了嗔念,这一念即具地狱;一念慈悲心起,这一念即具菩萨。十界不在死后,就在念头的品质里。一念三千是功夫论的话,不是宇宙论的话。
这是天台与唯识气质的分野。唯识要回答“世界怎么来的”,搭一套种子流的机器;天台不回答世界怎么来,它问“你这一念在哪里”。一个是解剖刀,一个是指月的手。
天台还有一个让别宗坐不住的说法:性具。
一念心既然圆具十法界,那么善与恶都具在心性里——不只具善,也具恶。智顗说得斩截:佛不断性恶。佛断的是修恶(行为上的恶),不是性恶(本性里的恶的功能)。正因为性中具恶,佛才能现恶相、入恶道度众生;一阐提断的是修善,不是性善。正因为性中具善,阐提终可成佛。善恶不在心外,也不在心被污染的那一层,就在心性自身的功能里。
这个说法与《起信论》一路的真心论,分出了两条河。起信论系统的心性,是纯善无恶的如来藏,恶来自外铄的无明,像明镜蒙尘;天台的性具,是善恶同根,恶不属外来的尘,原是镜中本具的像。后来宋代的知礼大师(山家派)据这一点大做文章,说天台讲的心并非清净真心,直是“妄心”——观就观当下这一念虚妄心,不必舍妄求真;真心派的华严诸师(山外派)不服,双方争了几十年,史称山家山外之争。最后知礼一系被奉为天台正统:观妄心成了天台的家法。
牟宗三先生晚年讲天台,给了这件事一个哲学史的判语。他分两种“圆具”:华严的真心随缘,是“存有论的圆具”,先立一个清净心体,万法由它开出;天台的性具,是“作用的圆具”,不立心体,就在一念心的当处,三千宛然。在牟先生看来,天台反倒比华严更彻底,因为它连那个“真心实体”也不立。这个判语是否定谳,学界仍在争;但它点破了一件事:同样讲一心,天台的一心比别家少了点什么——少了一个“体”。
把天台与第二章的起信论摆在一起,架构上有两处明显的不同。
其一,心的成色不同。起信论的心是真如心、清净心,染法要靠无明来解释;天台的一念心是介尔阴妄的一念,善恶同具,不须外援。一个从净说起,一个从当下的染净浑处说起。
其二,收拾的路数不同。起信论讲二门各总摄,是竖着收拾:一个心,分两扇门,门门见全体。天台讲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是横着圆融:不分门,不设体,当下就是。起信论像一张地图,标明了山河的走向;天台像教人站在山顶,一眼看遍山河。
但两家的底色又是相通的:都信这个心统摄万法,都不在心外找世界,也都把最后的落点放在修行者的当下。所以后世常把天台、华严、禅宗合称“真常唯心”一系或“心性论”诸宗,而与般若中观、法相唯识并列。本系列第三篇讲般若,这一篇讲一心,划的正是这条线。

圣历二年(699),洛阳佛授记寺。
法藏正在为武则天讲新译的《华严经》。讲到法界缘起、事事无碍处,武则天听不懂。法藏抬手指着殿前一对鎏金狮子,说:就以它为喻。金,是理,是本体,喻真心;狮子相,是事,是现象,喻万法。金与狮子相即相入:金外无狮子,狮子外无金;狮子的眼耳鼻舌,每一根毛里都有整个狮子,也都有整块的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武则天听完,“开悟其旨”。法藏把这段即兴的讲义整理成一卷短文,就是后来流传的《金师子章》。
用一只狮子讲清楚法界缘起,这是华严宗的本领。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中国佛学里最广大、也最华丽的心论。
华严宗依《华严经》立宗。这部经的汉译有六十卷、八十卷两种大本,义理像海洋,结构却散漫,印度居然没有为它留下一部系统的论。中国人自己组织了它,前后五位祖师:杜顺(初祖,号帝心尊者)、智俨、法藏(贤首大师,实际的开宗人)、澄观、宗密。从陈隋之际到中唐,一百七八十年,五代人把一部散漫的大经炼成了一座精密的宫殿。
宫殿的钥匙只有一把:法界缘起。
缘起,是佛学的老词,第二篇讲十二因缘、第三篇讲缘起性空,用的都是它。华严讲的缘起与一般不同:一般缘起讲因果,此有故彼有;法界缘起讲的是相即相入——一法之起,全法界与之俱起,一法之中,即具一切法的全体。这也叫性起:一切法的生起,是真如本性的全体显现;并非真如生出万法,真如即显现为万法。杜顺早年入“海印三昧”(大海平静时,万象同时印现于海面的禅定),认定这就是《华严》的总持:佛的定中,法界如海印,一时炳现,无前无后。缘起讲到了这一步,不再解释世界的来历,描述的是世界的存在方式:一切法互为条件、互为全体。
华严把法界缘起展开成四重法界,一层深过一层。
事法界: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桌子是桌子,灯是灯。理法界:万有共同的本性,真空、真如,第三篇讲的空性、第四篇讲的如来藏,都在这一层。理事无碍法界:理与事不二,即事而真,金与狮子不相碍。到这一层,大体还是起信论一心二门的路数,别的宗派也能说。
华严的独家功夫在第四层:事事无碍法界。不只是理与事无碍,事与事之间也无碍:一微尘里含十方刹土,一毛孔中现无量佛国,一念即三世,三世即一念;芥子纳须弥,而须弥不大、芥子不小。法藏立了十玄门来说这种无碍——同时具足相应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因陀罗网境界门……其中因陀罗网的比喻最出名:帝释天的宫殿里张一张大网,网上缀着无数宝珠,每一颗珠子映现其余一切珠子,一切珠子也映现这一颗,珠珠互映,重重无尽。
杜顺却给这个比喻挑过毛病。他说:宝珠相摄,摄的只是影相,珠子的本质各自独立,不相混杂——“此珠但得影相摄入,其质各殊”。可法的相入不是这样:法与法是“全体交彻”,不是影子互映。所以要“以非喻为显真实义”:比喻不够用的地方,正是真义开始的地方。因陀罗网只是一个不够格的梯子;事事无碍的真意,比最美的比喻还要过一格:一切法互入,不止是你中有我的影子,乃是你中有我的全部。
层层无碍,最后收到哪里?收到心上。
《华严经》里有一首著名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华严宗把这首偈当作自家心论的总根据。法藏讲《华严》,又立“十重唯识”,把唯识学的八识、种子整套机器都接了过来,但给它排了座次:八识是浅层的唯识,深层的唯识是如来藏缘起。阿赖耶识的种子流之上,还有一个真如心做总持。第三章那架精密的机器,被整个搬进了华严的宫殿,安放在下层。
到宗密,说得最直截。宗密判四法界,讲到理法界,一句话点破它的实体:理法界“原其实体,但是本心”:理不是冷冰冰的空性,理就是心,灵知不昧的本心。澄观、宗密这后两祖,把华严的法界越来越往“心”上收:一真法界,即是一心。杜继文先生有个判断:宗密同时是禅宗荷泽系的传人,他用禅的“知”字来讲华严的心,是“以禅收华严”——华严哲学到他手里登峰造极,也到他手里终结,因为此后华严的义理不再有新发展,统统汇进禅的江湖里去了。
现在答开章第三问:事事无碍,一粒微尘含摄全宇宙——这是玄谈,还是一种可以认真对待的世界观?
先检查它在自己系统里的位置。事事无碍不是诗;它是从两条前提推出来的:其一,一切法无自性(般若);其二,一切法皆真如全体所现(如来藏)。无自性,所以一法不碍他法,没有哪一个东西有“硬边”可以挡住别的东西;全体所现,所以一法即具全体,每一法都是真如的全体显现,不是一部分。两条前提都不玄:第一条是第三篇的内容,第二条是第四篇的内容。华严只是把它们合起来,推到逻辑的尽头:如果万法真如遍在,而万法又无自性可隔,那么一法与一切法之间,只可能是相即相入。结论惊人,推论却是步步有据的。
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拿西方的学说与它对照。有人想到莱布尼茨的单子:每个单子都映现全宇宙;更贴切的对照是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宇宙是一个“互相摄入”的过程网络,每一个现实事态都摄入其余一切事态,没有孤立的实体,只有关系中的生成。俞懿娴等学者做过系统比较,结论大抵是:两者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只是一个从禅观与经教中长出,一个从数学与自然哲学中长出。物理学界讲量子纠缠、讲全息宇宙时,也有人回头想起华严。这些对照都不是证明,只是路标:两千年前长安与洛阳的僧人们用“芥子纳须弥”说出的那个直觉(整体即在于部分,部分即在于整体),不是昏话,是可以与现代最深刻的世界观对话的直觉。
当然,华严的旨归不在宇宙论。事事无碍是给菩萨看的:若一尘即法界,则一善即一切善,拔一毛而利全法界;若自他交彻,则度一人即是度一切众生。世界观落到伦理,玄谈落回修行。这是中国佛学的老脾气。
佛经来得越多,麻烦越大。
从后汉到隋唐,几百年里译出的经论堆满了寺院的藏楼。《阿含》讲四谛缘起,说苦集灭道是出路;《般若》讲毕竟空,把四谛也扫进空里;《华严》讲法界圆融,一尘一毛都是全体现前;《法华》讲一乘,说从前的三乘都是方便;《涅槃》讲佛性,说人人有份,连一阐提也不落空。每部经都说是佛金口所说,每部经的信徒都说自家这部是了义。坐在藏经楼里的中国僧人,面前是几百年积下来的、互不买账的一屋子经。信哪一部?都信。都信,怎么信?
中国僧人的办法是:排座次。这个办法有个名目,叫判教——教相判释,把佛一代说法的经教,按时间、按深浅、按说法的方式,排进一张座次表里。表排好了,经与经的扞格就有了着落:佛没有说过自相矛盾的话,只是对根机不同的人,说了浅深不同的话。
排得最齐整的一张表,是天台智顗的五时八教。
五时是把佛一生说法排成五个时段。佛成道之初,先讲《华严》,如日初出,先照高山,这是华严时,听懂的没几个,座下小乘根性的人如聋如哑。于是佛转过来讲四谛,说四《阿含》,这是鹿苑时。再往下,说《维摩》《思益》诸经,弹偏斥小,叹大褒圆,引小乘人回小向大,这是方等时。再说《般若》,荡涤一切执著,这是般若时。最后说《法华》《涅槃》,开权显实,会三归一,这是法华涅槃时。智顗又借《涅槃经》的比喻,给五时配了五味:乳、酪、生酥、熟酥、醍醐。《华严》是乳,《法华》《涅槃》是醍醐——同样一部《华严》,居五时之首而滋味最淡,因为听众的根机还是生的:行人心生,教亦未转;行人心熟,教亦随熟。
八教再分两张小表。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说的是佛说法的方式,好比药方:顿是直示圆顿,渐是由浅入深,秘密是同会异闻而互不相知,不定是同会异闻而彼此相知。化法四教(藏、通、别、圆)说的是教理的浅深,好比药味:藏教是小乘三藏,通教是三乘共学的般若初门,别教是独化菩萨的大乘,圆教是最高的那一味。圆教这一席,留给《法华》。
这张表的妙处,与考据无涉。五时的次序并非历史(没有谁真相信佛在某年某月说某经),它是一张义理的地图:互相矛盾的经,被说成了一佛应机的浅深次第。矛盾化成了次第,藏经楼里的吵嚷化成了讲台上的循序。
华严宗不答应。
法藏承杜顺、智俨两代的积累,另立五教十宗。五教是: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顿教、圆教。小乘教是《阿含》《俱舍》一路,说人空而未尽法空;始教是般若与唯识,本系列第三篇、本篇第三章讲的那两门,在这里合坐一席;终教是《涅槃》《胜鬘》《起信论》一路,讲如来藏随缘不变、空有双存;顿教是《维摩》《楞伽》里离言离相的一路,不依言辞,不立阶位;圆教居顶。十宗是五教的细分,从我法俱有宗排到圆明具德宗,前六宗属小乘,后四宗一一对应始、终、顿、圆。名目是整理智俨旧说、又参酌天台化法四教而成的;法藏的独家功夫在圆教内部:他把圆教再分两等——《法华》是同教一乘,一乘混同于诸教,带着大家归圆;《华严》是别教一乘,一乘超越诸教,独说佛自内证的境界,是诸教之本。天台座上最高的《法华》,到了华严的座次表里,成了圆教里的陪席。
看出来了吗?判教这门学问,做的时候都用佛的口气,落下去全是宗派的意气。天台把《华严》排在第一时,味却是乳;华严把《法华》收进圆教,位却是同教。你给我排最淡的味,我给你排次等的圆——谁也不肯把自宗的那部经从最高处挪下来。判教互不相让,正好说破了它的性质:它是宗派给自家经典争位置的学问。
可位置争完了,事情也做成了。这门目录学,完成的是中国佛学最大的一次综合。印度的经是几百年分批到来的,来一批是一批,各自为政,互不相识;中国僧人把它们收进同一张座次表,认作一佛所说,通向一处。那通向的一处,就是这一篇讲了五章的心:《阿含》的缘起观心,般若的空观心,如来藏的净心,《华严》的真心,《法华》的开佛知见——知见开了,见的还是这个心。一切经都是佛说,一切说都通向一个心地的觉悟;座位排定了,“一心”就有了统摄全体教法的名义。判教是中国僧人为一心争来的座位。
座位既定,可以收成了。
四门功课讲完了。这一章先把它们收成一条河,再看这条河上最大的一桩官司。
回头看,第二至第五章的四套学问(起信论的一心二门、唯识的八识、天台的一念三千、华严的法界缘起),名相各异,骨架却有一处相同:都不在心外找世界,都把心的本性认作清净,都把修行的下手处放在这一念上。方立天先生把这条线叫作“真如缘起”论:以真如、如来藏为万法的总根源,以中国化的方式讲心。它与前三篇讲的两大印度传统(中观的缘起性空、瑜伽行的赖耶缘起)鼎立为三,却是中国人吃得最深、用得最久的一路。天台宗依它立观,华严宗依它立宗,禅宗依它安心;净土讲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密宗讲即身成佛,骨子里也都是这颗“自性清净心”。
宋明理学也是从这条河边长的。周敦颐的诚、张载的心性、二程的理、陆九渊的本心、王阳明的良知——理学家们辟佛辟得严厉,心学的家具却大半从佛学这座房子里搬出去。“本觉”与“良知”,“始觉”与“致良知”,对一对就知道血脉。中国思想此后一千年谈心的方式,是被这条河泡过的。
四门之中,禅宗与这条河的关系最深,也最难说。
难说,是因为禅宗自己不认账。禅门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既不讲一心二门,也不立一念三千。可《中国禅宗通史》讲导言时说得明白:早期禅宗的理论,与《起信论》一系的真心论血脉相通。通史归纳过《起信论》与禅结合的三种模式:一是楞伽师式的,以《楞伽》如来藏印心,东山法门“守心”“看心”属之;二是般若化的,以《金刚》扫相,慧能南宗属之;三是华严化的,理事圆融,后来的宗密与宋代文字禅属之。三种模式,底牌是同一张:即心即佛——心本来是觉,问题是迷,功夫在悟。
神会当年把禅宗史讲成“般若宗革楞伽宗的命”,一半是真义理,一半是争法统的宣传,第一章已经拆过。真的变化,在说法上:真心从名词变成了动词。起信论说“本觉”,是一个名词,标出心体的明净;禅宗说“明心见性”“当下即是”,是一个动作,要你在回光返照的一瞬亲见它。经论里的真心论是地图,禅宗把它变成了徒步。
还有一个更静悄悄的变化:性净变成了性觉。印度佛学的通说是“心性本净”,心自性清净,客尘所染;中国佛学受《起信论》与儒家性善论的双重影响,渐渐讲成“心性本觉”,心自性觉照,妄念所蔽。净是状态,觉是功能;一字之转,重心全变。心不只是干净的,而且是灵的、明的、能照能悟的——这几乎就是孟子的“良知良能”了。方立天先生指出,性觉说是中国佛学区别于印度佛学的一大标记,也是它能与儒家深度对话的暗口。儒佛两家争了一千年,争到深处,握手的正是这个地方。
现在讲那桩官司。被告是《大乘起信论》——这条河的宪法。
事情要从经录说起。隋代法经《众经目录》把这部书列入“众论疑惑部”——当时就有人觉得它来历不明;《历代三宝纪》记它是梁代真谛译,却又有道慧论目的旧说在前;到唐代《开元释教录》,才被正式勘定入藏,题“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
玄奘西行十七年,遍历五天竺,没有见过此论的梵本;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记,玄奘所传唯识与《起信论》思路有别,却仍把它由汉文译成梵文传回印度。一部被疑为无梵本的论,反过来要从汉文译回梵文——真伪之疑与中国造论的可能,都藏在这一来一回里。
一千多年里,僧人们照读照讲,虽有疑窦,无人深究。
深究从近代开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学者舟桥水哉首先发难;1922年,望月信亨著《大乘起信论之研究》,列举证佐,判定此书非印度撰述,是中国人所造;宇井伯寿等人力辩其为真谛所译印度论典,日本学界分成两派,争了几十年。风传回中国,1924年,梁启超作《大乘起信论考证》,站在望月一边,结论说得斩截,语气却并不沮丧:此书是中国人所作,“而人类有此等伟大创作,洵可宝也”——伪于译者,不伪于价值。
最凌厉的一击来自支那内学院。吕澂提出“义据批评法”:不考版本,不考译经记录,专考义理——凡真印度撰述,其义理必与印度佛学的通轨相合;《起信论》的核心结构(真如受熏、一心二门)在印度经论里找不到对应,反而处处是中国人惯用的思路,据此可断其为汉地撰述。欧阳竟无更进一步,作《唯识抉择谈》,几乎要把《起信论》逐出佛典:真如受熏,于理不通,是“非唯识”,是不了义之说。
佛教界的回应以太虚为代表。太虚作《大乘起信论唯识释》,不否认义理上的疑难,但换了一条护法的路线:起信论的“本觉”,若按唯识学解释,不过是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是转依后的根本无分别智。如此则《起信》非但不违唯识,而且是唯识的善巧说。太虚的弟子印顺,后来给出更平实的史家判断:《起信论》的思想原料都来自印度(如来藏、阿梨耶识、一心诸说皆有经论依据),但把它组织成“一心二门”这个架构,是汉地学者(很可能受真谛译经集团影响)的手笔;书是汉地成形的,义理却不是杜撰的。哲学家方东美说得最重,也最简:这是汉地伪书——可他对它的义理评价极高,称之为中国哲学的杰作。
日本学界的争论没有终局,中国学界近年还有新说。杜继文先生据北朝史料考证,以为此书或与北魏末昙延一系的撰述活动有关,成书约在548至588年之间——恰是地论、摄论两系争讼最烈、而隋统一未至的三四十年。这个时间与第二章讲的“一团乱麻需要收拾”完全吻合:书为什么此时出现?因为此时最需要它。
官司打了一百年,至今没有定谳。梵文原本从未发现——敦煌出土的残卷都是汉文,无法证明有梵本存在;译者是谁、造者是谁,各说各的理。但有一个事实比一切考证都硬:无论它是不是马鸣造、真谛译,从隋唐到明清,中国佛教就是拿它当根本论典用的。天台智顗引它,华严法藏为它作疏(《起信论义记》是华严宗的要典),禅宗的守心看心暗用它的架构,宋儒的性理之学也从这里取过经。一部“伪书”,做了一千多年的宪法。
怎么理解这个悖论?至少有三层。
其一,真伪之辨是近代学术的问题,义理之从违是古代佛教的问题。古人问的是“于法是否相应”,不是“于史是否属实”;吕澂的义据法之所以凌厉,正因为它是用古人的标准做近代的文章。
其二,第二章讲过,《起信论》收拾的是印度佛学留下的一团乱麻——如来藏与阿梨耶识、净与染、真与妄,印度经论各说各话,从没有一部书把它系统缝合。缝合的工作是中国人做的。无论缝合者是谁,这针脚是中国佛学自己的创造力。梁启超那句“洵可宝也”,谈不上替伪书开脱,倒是看清了这件事:它的价值不在出身,在针线。
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层:一心二门的架构给了中国佛教一个可以住进去的家。真如门安放了般若的空与如来藏的净,生灭门安放了唯识的染与凡夫的迷,二门相即,保证了“烦恼即菩提”“即心即佛”的修行承诺。后来的天台华严禅,看似各自立宗,住的都是这座房子。伪书成宪法,没人受骗:这座房子确实能住人——住了一千年,还住着宋明儒者。
所以近代学人的考辨,考的固然是书,照见的是中国佛教的性格:它从来不是一个忠实行货的进口商;它是一个消化力极强的胃。经是印度的,论是印度的,把它们组织成“中国佛教”的,是中国人自己。
这一篇走了很远的路。从洛阳译场里那句“寂灭者,名为一心”出发,看过《起信论》的一心二门,一个心分作真如与生灭两面,收拾了南北朝的乱麻;看过唯识学的八识,一台精密的机器,末那执我,藏识持种,把“我”拆成一条暴流;看过天台的一念三千,介尔有心,即具三千,不立心体,善恶同具;看过华严的法界缘起,一尘含法界,珠珠互映,心与法界同名。
四门功课,两种做派。《起信论》和唯识,是立架构的:一个立真心,一个立种子流,都要回答“心与世界是怎么回事”。天台和华严,是还归当下的:一念三千不许你离开这一念找世界,事事无碍不许你离开这一尘找法界。架构是地图,当下是脚步;地图画得再好,路要自己走。
而走回来的地方,始终是同一个:你此刻的这一念。
中国佛教讲心,讲了那么多本体论,落点却不是本体论。一心二门告诉你生灭依真如而起,所以这一念再乱,乱的背后有不乱的;八识告诉你这一念是种子流的现行,所以它可以改,熏习可以换;一念三千告诉你这一念即具十界,所以它的品质就是你此刻的世界;法界缘起告诉你这一念与全法界交彻,所以它从来不是小事。四套道理,是四句话:心可仗、心可改、心即世界、心通法界。说给修行者听的,每一句都是功夫。
回到第一章的那片海。魏译《楞伽》的比喻,海是藏识,浪是七识,人是浪上颠簸的那一个。当时我们挑了这个比喻的毛病:海与浪是两样东西,怎么“非一非异”?走完四门功课,可以把这个毛病还回去了——比喻本就不是论证。杜顺教训过:法不如喻,要“以非喻为显真实义”。海与浪的说法,不过是说:颠簸是真的,水性也是真的;你不必在颠簸之外另找水性,也不必因水性而否认颠簸。
这个意思,落在日常生活里很平实。烦恼起来的时候,经论并不说“烦恼是假的”;它说的是:烦恼是浪,浪有水性——这一念的贪嗔之下,心的觉性并没有坏掉,它始终在,等一个回光返照。第三篇讲空,教人不被浪卷走;第四篇讲佛性,教人信浪下有水;这一篇讲一心,教人知道浪与水从来是一片海。三篇连起来,是一个修行者可以站住的地基。
有人问:这套心论,在科学时代怎么安放?脑科学说意识是神经的活动,心理学把“我执”拆成自我参照加工的机制。佛学的八识、种子,往哪里放?放的位置,这一篇的写法已经示范了:不与科学抢地盘。一心二门不是神经学的竞争对手,一念三千不是宇宙学的替代理论;它们回答的是另一类问题——这一念怎么管,烦恼怎么转,人怎么活。科学讲心“是什么”的机制,佛学讲心“怎么办”的功夫,两层各说各话,偶可对照(怀德海与华严的对话是一个例子),不必强合,也不必相碍。硬要相碍的,往往两边都没读懂。
三问回顾,此处收作三行。一心二门的“不一不异”与中观的“不二”,是一回事吗?——落点相近,路数相反:中观不立实体,起信立了真心;这个分别,是中国佛教一千年主流的地基,也是它被近代学人追责的缘由。一念三千,是说世界是我的念头造的吗?——不是。非纵非横,相即而非所生;它是功夫论的话,问你这一念落在哪一界,不是宇宙论的话。事事无碍,是玄谈吗?——前提两条皆有来历,推论步步有据;与单子论、过程哲学、全息宇宙的直觉遥相对话。它是可以认真对待的世界观,更是菩萨行的伦理地基。
一心讲了五篇里最“中国”的东西。但义理越讲越圆,圆到事事无碍,离生活也就越远。老百姓没空观一念三千,要的是能下手、能持守、临终能用得上的法门。中国佛教最后收出的两门最普及的功夫,恰好是两种极端:一门最自力,向内直扣这一心——禅;一门最他力,向外仰投一句名号——净。一自一他,一难一易,争了一千年,也合流了一千年,“禅净双修”成了明清以下中国佛教的实际面貌。第六篇,就讲这一自一他的两扇门。
一、“心是什么”,这一篇给了至少四种答案:真心、种子流、一念、法界。哪一种离你近?还是四种都只是手指,指的那件事,你得自己在念头起处看?
二、真如受熏、无明何起,是《起信论》一千多年没堵严实的缝。若心本来觉,第一个迷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你觉得是个坏问题,还是个深问题?
三、此刻,你这一念,落在十法界的哪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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