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西都护府万里疆域的极盛,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的逐城沦没,飞地孤军四十三年的泣血相守,归义军的光复与再沦,以及此后七百年的漫长遗忘——和一个文明如何用诗歌抵抗这一切。
贞元年间某个黄昏,边疆某座军镇的宴会厅里灯火通明。边将们围坐饮酒,看一出叫做“西凉伎”的表演。两个戴胡人假面的演员在前面跳舞,旁边有人舞弄一头木刻丝扎的假狮子——金镀的眼睛,银帖的牙齿,毛绒绒的尾巴甩来甩去。
席间一个七十岁的老征夫,看着看着,低下了头。
他擦完眼泪,站起来对将军说了一番话。那番话后来被一个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写进了诗里: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这首诗叫《西凉伎》,副标题四个字——“刺封疆臣”。
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大约三十七岁,在长安做左拾遗。他没去过凉州,也没见过安西。但他知道一件事:长安城西墙最北边的城门叫开远门,门外立过一块里程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
“去安西九千九百里。”
到白居易写诗的时候,碑还在。碑上的数字已经成了笑话。安西早就没了,凉州没了,甘州没了,瓜州没了,沙州没了——连凤翔都成了边防前线。凤翔距长安三百里。
九千九百里到三百里,一个帝国缩了这么大一个口子。
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用同一个题目也写了一首《西凉伎》,先追忆盛世,末尾怒问:
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
元稹少年时住在凤翔,见过那些边将。喝酒、看戏、开宴会。三百里外就是吐蕃人的营帐。
两首诗写法不同,指向同一个绝望。背后是一百年的经略与繁华,一百年的沦陷与挣扎,以及之后更漫长的七百年遗忘。
下面从这两首诗出发,沿着丢失的城池和写诗的人,把这段历史走一遍。
长安开远门外的里程碑,刻的是实话。
从长安到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确实差不多九千九百里。之所以不说“万里”,据说是为了让戍边的人心里好过一些——走不到一万里,就不算“万里之行”。
帝国鼎盛时期,才有这种自信。
唐朝经营西域始于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率大军灭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此后二十年唐军一路西进:灭焉耆(644年),灭龟兹(648年),都护府迁到龟兹城。苏定方灭西突厥(657年)后,整个塔里木盆地纳入版图。高宗龙朔年间,安西都护府的辖区已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甚至伊朗东部——撒马尔罕、布哈拉、巴尔赫、赫拉特、克什米尔,全都遣使归附。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
“西则过之”——唐朝在西方的疆域超过了汉朝极盛时的版图。就控制深度和制度化程度而言,此话不虚。
核心架构是“双都护+四镇+羁縻”。安西大都护府驻龟兹,管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北庭大都护府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管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两大都护府之下设安西四镇——龟兹、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焉耆——扼守丝绸之路南北两道。
四镇驻军最多两万四千人,辅以遍布绿洲的屯田。《唐六典》记载安西有二十处屯田,大者约五百亩,小者约两百亩。驻军自己种粮,不完全依赖中原转运,这是万里之外还能维持军事存在的经济底子。
四镇之外更广阔的区域实行羁縻制度:当地国王保留内部自治,承认唐朝宗主权,战时提供辅助军队。间接统治成本极低,覆盖极广——安西都护府名义上“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
711年,唐朝在凉州设立了第一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下辖凉、甘、沙、瓜、伊、西、肃七州,防备南面的吐蕃和北面的突厥,同时联络安西。到742年,全国兵力57.4万,49万部署在边疆十大节镇。河西节度使统兵7.3万,陇右节度使7.5万——仅这两个节镇就超过15万人,几乎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帝国的西部防线从凉州延伸到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纵深超过四千里。驻军、屯田、商路、驿站、属国层层嵌套,远不止一条边墙那么简单。
在这套体系运转最好的那些年,长安城里的达官贵人和商贾胡客对“西域”的感知再平常不过。开远门内往东南走两坊就是西市,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门内南侧义宁坊建有景教寺(638年),是基督教在中国最早的建筑之一。安西都护府的献俘仪式在开远门举行,凯旋的将军从这里进入长安。750年,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在开远门献上了被俘的突骑施可汗和石国国王。
从开远门出发,经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出玉门关或阳关,就是通往安西的万里长路。
路最好的时候,沿途是什么样?
后来丢得有多痛,得先知道曾经有过什么。
唐诗里保存了大量关于河西走廊和西域的第一手记录,写这些诗的人真的去过那里,在那里生活过、战斗过。
岑参是这片土地最忠实的记录者。他两次出塞,前后在边疆六年。第一次(748–750年)在高仙芝幕府做掌书记,第二次(754–757年)在封常清幕府做判官。边塞诗名作几乎都写于第二次出塞期间,地点在轮台(今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一带)和北庭。
最出名的一首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武判官是岑参的前任,要回长安了。岑参在轮台送他。
诗的前半部分铺天盖地都是冷——八月飞雪,珠帘被打湿,狐裘不暖,将军拉不开弓,都护穿不上铁甲,大漠结了百丈坚冰。西域的冬天残酷到了极点。
偏偏岑参写残酷的方式是狂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看到雪挂在树上,第一反应是觉得美,像梨花。这种写法本身就透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再严酷的环境,也压不住人的兴致。
送别也写得壮烈。“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红旗被雪冻住了,风都吹不动。这是岑参独有的观察:在一切都在动的画面里,红旗是唯一静止的东西。
然后,“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朋友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转弯处,雪地上只剩马蹄印。壮阔开始,沉默结束。

同一次军事行动中,岑参还写了《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封大夫”就是封常清——安西北庭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这两首写出征,比送别更猛。
《走马川行》的节奏在中国诗里几乎找不到第二首: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三句一换韵,像马蹄踏在碎石上。每一句都在动——风在吼,石在走,汗在蒸,冰在凝,戈在拨。整首诗就是一列急行军的队伍,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没停过。
《轮台歌》另有一种气象: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鼓声震得雪海翻涌,呐喊让阴山震动。夸张得厉害,但夸张得真切:全身心投入一件宏大事业的时候,人确实会觉得天地在为他共鸣。
岑参的另一首小诗《逢入京使》只有四句,调子完全不同: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第一次出塞的路上写的。骑马走了很久,迎面碰到一个从安西回长安的使者。想给家里写信,马上相逢连纸笔都没有,只能请他带个口信:我平安。
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战斗的豪情,只有一个赶路人最朴素的念头。“万里疆域”这个宏大的概念,到这里才落了地——它终究是由一个个骑马走在荒原上、想家的人撑起来的。
岑参不是一个人在写。盛唐边塞诗人群体——王之涣、王翰、王昌龄、高适、王维——各有各的记录方式。
王之涣只留下六首诗,但一首《凉州词》就够了: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春风不度玉门关”后来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了河西走廊的文化标签。但王之涣的意思其实不在抱怨。“何须怨”才是关键——春风从来就吹不过玉门关,戍边的人也不需要春风。我在这里,我守着,这就够了。
王翰的《凉州词》换了另一种精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战前喝酒,用西域的葡萄酒,用传说中能在夜里发光的玉杯,听着琵琶。“古来征战几人回”看似消极,骨子里是极端的豁达——既然上战场就未必回得来,不如把这杯酒喝痛快。把生死看淡之后的纵情,只有在帝国对边疆有充分自信的时代才能产生。戍边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时,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也叫《渭城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阳关是敦煌西边最后一座关隘,出去就是纯粹的西域。“西出阳关无故人”动人在它暗示了一个前提:阳关以西有都护府,有驻军,有商路,有城市,有驿站——只是没有“故人”。帝国的触角伸得很远,人情的温度到阳关就断了。
岑参自己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里描绘了凉州鼎盛时期的面貌: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城绵延七里,十万户人家,连胡人都大半会弹琵琶。天宝年间河西走廊14县总户数35718户、人口172086人,“十万家”当然是文学表达,但反映的是凉州作为丝路国际都市的分量。
这些诗拼在一起,从凉州到葱岭,沿途有繁华的城市、畅通的商路、多元的文化、昂扬的军人。诗人们在这里送别、饮酒、出征、想家。他们把这一切写进了诗里,因为值得写。
日后回头看,这些诗都成了挽歌。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
中原那一摊——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奔蜀、马嵬坡——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受到的冲击来得慢一些,却更要命。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精锐几乎全在边疆。河西节度使7.3万人,陇右节度使7.5万人,安西都护府驻军约2.4万人,北庭另有驻军。职业化的常备军,久经战阵,装备精良。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像样的军队——承平日久,府兵制早已瓦解。
安禄山一起兵,玄宗不得不从边疆抽调精锐回救。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兵力大批调往中原。756年,哥舒翰率河西、陇右联军约二十万人守潼关,灵宝一战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这一仗打掉的远不止一支军队——西北防线的脊梁骨断了。
更致命的损失在人。封常清和高仙芝——岑参诗中那位“封大夫”和曾经威震西域的名将——被玄宗听信宦官谗言,同日斩于潼关。安西和北庭最能打的两个将军,死在了自己皇帝手里。
西北防务自此成了空壳。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是和松赞干布齐名的雄主。他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756年吐蕃开始试探性进攻,连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等军镇。757年攻占陇右节度使治所西平(今青海乐都)。758年拿下河源军(今西宁)。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一步一步向东推进。
763年十月,吐蕃纠集吐谷浑、党项等附属部族共二十万大军发动总攻,短时间攻克兰、河、秦、渭等陇右诸州,马不停蹄东进,一路打进了长安。
长安沦陷。唐朝建国以来首都被外敌占领,这是头一回。吐蕃人只待了十五天就因为酷热和疫病撤退,但帝国的心脏已经被刺穿了。
吐蕃从长安退兵后,回头开始系统地吞噬河西走廊。沦陷的顺序由东向西:
764年,凉州陷落。 河西节度使治所,走廊东端最重要的城市。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此前率兵进攻灵武以“围魏救赵”救援长安,惨败,军队丧失殆半。凉州无援,杨志烈出奔甘州,被沙陀人所杀。
766年,甘州陷落。 同时陷落的还有甘州北面的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吐蕃的北界推到了回鹘的边境。肃州(酒泉)同年失守。
776年,瓜州陷落。 河西走廊东段和中段全部丢失,只剩最西端的沙州(敦煌)孤悬。
沙州的抵抗最惨烈。
最后一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766年把治所迁到沙州,767年在前往北庭征调兵马的途中被杀害。此后巡抚河西观察使周鼎接过了节度使的职责——名义上他只是观察使,以观察使身份代理。
周鼎守了沙州十年。十年里沙州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北面是吐蕃占领的瓜州,东面是甘州、肃州,南面是青藏高原,西面是沙漠。四面皆敌,一座孤城。
吐蕃的策略是围而不攻——主力在陇山方向,没多余兵力强攻这座西端的孤城。周鼎趁机和吐蕃暗中议和,维持脆弱的平衡。
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移帐南山,派大将尚绮心儿率军攻打沙州。周鼎向回鹘求救,等了一年,援兵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打算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不同意——这是他们的家,烧了城去哪里?
都知兵马使阎朝趁周鼎不备将他缢杀,自领州事,继续抵抗。
此后又是四年多的苦守。城中粮食耗尽,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用一匹绫换一斗麦,百姓争相响应。到最后“粮械皆竭”。
建中二年(781年),阎朝与吐蕃大将绮心儿谈判,提出一个条件:“苟毋徙他境,请以城降。”只要不把沙州百姓迁走,他愿意投降。
绮心儿答应了。阎朝开城。
从被围到投降,前后近十一年。“自攻城至是十一年”——一座四五万人的小城,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扛了十一年。
伊州(今哈密)刺史袁光庭此前也从天宝末年开始坚守,粮尽兵乏后城陷殉国。
河西走廊全线沦陷。从凉州到沙州一千多公里,每一座城池都落入了吐蕃之手。更远处的安西四镇和北庭都护府被完全切断——帝国的边疆重镇,从此变成了飞地。
长安城里的人们,渐渐习惯了没有西域的日子。
永泰元年(765年),郭昕奉命前往安西。
他是郭子仪的侄子,将门子弟,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入安西的身份是四镇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本来可能只是一次寻常的边疆历练。
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765年他入安西时,河西走廊尚在唐朝手中,安西和中原之间还有正常的交通线。仅仅一两年后凉州、甘州相继陷落,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以及北庭都护府,就此与中原完全隔绝。
没有援军,没有粮饷,没有军令,没有消息。
安史之乱后的长安朝廷自顾不暇,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财政崩溃,一件接一件。西域越来越不在议程上。朝廷渐渐默认:那地方,大概守不住了。
郭昕没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稳住局面。稳军心,稳粮草,稳住与回鹘的关系。安西此刻已不仅是军事问题:不能硬拼,不能久战,不能乱动。任何一个决策失误都可能让整片防线崩塌。
然后是钱的问题。河西走廊断了以后,长安的开元通宝再也运不过来,市面上旧钱越花越少,商业停摆,军费体系随时崩盘。
郭昕自己铸钱。
考古出土的“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尺寸偏小,铸工粗糙,和中原官铸钱完全不是一个规格。1992年新疆库车附近的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出土了约三千余枚。纯粹是救急——有铜就铸,能流通就行。
偏偏是这些粗劣的小钱,成了安西军最动人的遗物。与帝国完全失去联系,这些军人仍然用唐朝的年号、铸唐朝的形制、维持唐朝的货币体系。他们还在按照帝国的规矩过日子。

郭昕一直在想办法联系朝廷。使者一批接一批派出去,河西走廊已被吐蕃封锁,大多数人一去不返。
建中元年(780年),回鹘可汗全面开放了“回鹘道”——一条绕行蒙古高原的交通线。建中二年(781年),郭昕和北庭守将曹令忠的使者终于经回鹘道抵达长安。
与中原断绝了十六年。
朝中大多数人早已默认安西和北庭失陷——二十年音信全无,既无奏报也无军书,从行政逻辑看几乎等于自然消亡。
现在一群风尘仆仆的军士站在殿前,带来的消息是:四镇还在,城还在,军队还在,唐旗还在。
《旧唐书》记了德宗的反应。他看着这些满身创伤的老兵,潸然泪下:“真没想到,西域的河西、安西都在啊!”满朝文武以袖拭泪。
德宗随即颁布诏令嘉奖安西和北庭将士:
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
郭昕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封武威郡王。四镇将士按等级破格升迁七级。
除了封号和眼泪,朝廷什么也给不了。没有兵,没有粮,没有钱。德宗甚至在783年考虑过把安西和北庭割让给吐蕃——作为唐蕃清水之盟的一部分。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但消息传出后,安西和北庭的将士们该作何感想?
年号的细节更让人心酸。使者入朝时,安西还在用“大历”年号铸钱。直到见了朝廷他们才知道中原早已改元“建中”——大历年号779年就结束了。他们铸了好几年的“大历元宝”,用的其实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年号。
重新联系上朝廷后改铸“建中通宝”。连铸钱都要用朝廷最新的年号。
贞元五年(789年),一个偶然的过客留下了极珍贵的记录。从印度取经回国的僧人悟空经过龟兹,见到的不是废墟,而是仍在运转的唐军体系:各镇有镇守使,有官署,有军队,有百姓往来。他亲眼见到了郭昕——仍以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武威郡王的身份主持军务。
从765年到789年,郭昕在这片飞地守了二十四年。中原换了几轮宰相,朝廷的政治风向变了又变。西域的时间几乎凝固——城头的军旗褪色了再补,甲胄磨旧了再缝,守军一代换一代,同一道城墙始终有人守着。
悟空离开后,安西再次与中原失去联系。
此后史料几乎空白。只有一个模糊的结局:
790年北庭陷落。安西四镇逐个被吐蕃攻陷。最后的据点龟兹,大约在元和三年(808年)前后最终失守。
从765年入安西到808年城陷,郭昕在西域守了四十三年。下落不明——有人推测殉国,有人说病逝军中。史书没有给出最后一战的细节。
没有惊天动地的决战。更像是一盏灯,燃到最后一滴油,自然熄灭。援军始终没有赶到。
考古学家在库车挖出了那些粗劣的铜钱——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安安静静躺在黄沙之下一千二百年,替那些没有被史书记住名字的人说了一句话。
河西走廊沦陷后,留在那里的汉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吐蕃实行蕃化政策。汉人被要求穿吐蕃衣服(左衽)、梳吐蕃发式(辫发)、在脸上涂红(赭面)。《张淮深碑》记载:“授以蕃职,皆从胡俗……辫发左衽,屈膝折腰。”
汉人沦为二等公民,地位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某些其他被征服部族。编入吐蕃式的部落组织,接受人口普查,承担徭役和赋税。
反抗一直没有停过。
沙州沦陷后,一个叫汜国忠的汉人率领驿户(驿站服役的汉人)夜袭吐蕃指挥部,吐蕃节儿(驻军长官)在混乱中投火自焚。“玉关驿户起义”规模不大,但说明即使在统治最严密的时期,底下仍有火种。
更深处的抵抗是文化上的。
虽衣胡服,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平时穿胡人的衣服,每年祭祀祖先时偷偷换上汉族的衣服,痛哭一场,赶紧藏起来。
一年只有一天可以穿回自己的衣服。这一天他们会哭。

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他们还认得唐朝的旌节,夹道哭着问:皇帝还记得我们吗?
史书特别记了一笔:“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天宝年间沦陷者的后代,语言已经有些走样了,衣服还保留着唐制。
五六十年过去。一代人老去,新一代在吐蕃统治下长大。汉语带了口音,衣服的样式仍是祖辈传下来的。
元稹在《缚戎人》中用第一人称记录了这类人的声音:
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城窟。少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
这个人少年时随父亲戍守安西,亲眼看着河州、渭州、瓜州、沙州一个接一个沦陷。后来被吐蕃俘虏,被迫穿了数十年胡服。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尧云”指皇帝的恩泽——向东望穿了眼,盼朝廷来救。“正朝”是正月初一——吐蕃法律允许被俘汉人在新年这天穿回汉族服装、梳回汉族发式。这一天他们“肠断”。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想回家的人,一半老弱病残,一半已经埋在了异乡。仍然教孙子说家乡话,讲从前那些城池的样子。
最残酷的事发生在那些冒险逃回来的人身上。白居易的同题《缚戎人》写了一个人——抛妻弃子,冒死从吐蕃逃回唐朝。昼伏夜行,偷渡黄河,终于看到了唐军的营帐。他跑过去,跪在地上。
唐军把他当吐蕃人抓了起来。
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
脸上涂了赭,身上穿了胡服,骑兵根本不听他说汉语。他被押送长安,流放到江南。
白居易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沉痛的一句:
汉心汉语吐蕃身。
帝国抛弃了他们,又不认他们回来。两头都不属于了。
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一个四十九岁的男人率领一群汉人发动了起义。
他叫张议潮。
张议潮799年出生于沙州,沙州此时已在吐蕃统治下近七十年。张氏世代是沙州首富,吐蕃统治时期也能在本地政权中任职。但豪族的地位并不等于平安——吐蕃不像后来的契丹和女真,从来没想过要笼络汉族精英来维持统治。汉人统统是二等公民。
张议潮从小听父辈讲盛世大唐。“论兵讲剑,蕴习武经”,以自家产业为军资,秘密招募训练义军,收纳那些反抗吐蕃被镇压后的流亡者。
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刺杀,帝国陷入内战。论恐热(即尚恐热)篡夺大权,自称宰相,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争夺权力,在河西走廊大肆烧杀。“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机会来了。
848年,张议潮率众在沙州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随后吐蕃从周边调集兵力包围沙州,张议潮“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率城中兵马出击,“白刃交锋,横尸遍野”,击溃了围城之敌。

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
论恐热的部下也开始叛离,吐蕃在河西的统治体系崩塌。
张议潮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以沙州和瓜州为基地向外扩展。两年间先后收复瓜州、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兰州、鄯州(青海乐都)、河州(临夏)、岷州(岷县)、廓州(贵德)等十州之地。
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向长安报捷。
沙州往东,凉州仍在吐蕃手中,正道不通。使者高进达等人绕行北方——穿越戈壁沙漠到达天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请天德军防御使代为转奏。
大中四年(850年)正月,消息抵达长安。
自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第一次收到河西的消息——隔了六十七年。
长安轰动了。“河西”“沙州”“瓜州”“光复”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唐宣宗感叹:“关西出将,岂虚也哉。”下诏褒奖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随后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统领十一州。
还有一座城市没有收复——凉州。
凉州是河西走廊东端的重镇,前河西节度使治所,城防坚固。败退的吐蕃守军都聚集在此。从849年收复甘州算起到861年攻克凉州,张议潮用了十二年。
咸通二年(861年)三月,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率蕃汉联军七千人发起总攻。《张淮深碑》记述了这场战役的艰苦:“姑臧虽众,勍寇坚营。”七千对数万,张淮深一路追过祁连山撵到青海湖畔,生擒数百人,终于克复凉州。
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
安史之乱后丢失的河西之地,张议潮凭一己之力和一支归义军尽数光复。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至今保存着一幅近九米长的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画中的张议潮骑在马上,率领仪仗队和军队浩浩荡荡出行。唐代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也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英雄的结局并不辉煌。
867年,张议潮入朝长安。朝廷给了一堆荣誉头衔——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金吾卫大将军——没让他回去。实质上成了人质。
872年,张议潮在长安去世。赠太保。
张议潮去世后,归义军开始走下坡路。
张淮深接管了日常事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辖区安定,百姓赞他“文治武功,不下议潮”。但朝廷始终没有正式授予节度使之名——对张氏家族的猜忌从未消除。
890年,张淮深被弟弟张淮鼎所杀。此后连续内乱:索勋篡权(892年),张议潮的女儿和女婿联合除掉索勋(894年),张议潮之孙张承奉最终掌权。内乱给了周边部族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884年),肃州的龙家不再听从号令,凉州因隔着甘、肃二州而实际上脱离了控制。
到张承奉手上,归义军只剩瓜沙二州。
909年,张承奉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一个小绿洲城邦非要称帝建国,给自己树了个显眼的靶子。911年甘州回鹘可汗率军打到沙州城下,逼他订立城下之盟——“可汗是父,天子是子”。
914年,粟特后裔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恢复归义军建制。曹氏务实得多:对外联姻回鹘和于阗,对内恢复唐朝藩镇旧制,积极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曹氏归义军在五代和宋初维持了近九十年,历经七代节度使。
开疆拓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归义军的实际控制范围始终只有瓜沙二州,在回鹘、吐蕃残部、党项等势力的包围中苟延。和盛唐时代那个统辖十一州的归义军名同实异。
1006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灭了于阗王国。沙州的寺院僧人闻讯恐惧,将大量文书经卷藏入莫高窟的隐蔽洞窟——这就是日后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
归义军失去了远方的盟友。内部回鹘势力越来越大,非汉人口甚至超过了汉人。末代节度使曹贤顺不得不加强与辽国的联系,在回鹘和党项的夹缝中维持。
102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击破甘州回鹘。1035年(一说1036年),李元昊攻占沙州。曹贤顺率千骑投降西夏。
归义军政权存在了一百八十五年,正式终结。
从十一州到二州,从唐朝藩镇到独立王国到回鹘附庸到西夏降臣——归义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萎缩的历史。每一个决策者都尽力了,大势不可逆。中原王朝无力西顾,周边游牧势力此消彼长,夹在中间的汉人政权终究无法独存。
更远处的西域——那个曾经属于安西都护府的万里疆域——在归义军灭亡之后彻底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1036年之后,中原汉人政权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控制中断了很久。
西夏(1036–1227年)统治河西走廊近两百年。有自己的文字、制度与文化,虽然吸收了汉文化元素,本质上是党项族建立的王朝。
蒙古灭西夏(1227年),战争中西夏遭到毁灭性打击,“人口损失十分惨重”。
元朝(1271–1368年)将河西走廊纳入帝国交通网络,但作为蒙古世界帝国的一个通道存在,并非汉人定居行政区域。
明朝(1368–1644年)在走廊西端修筑了嘉峪关——长城的最西端。版图止于嘉峪关。关外是什么?明朝不关心,也管不了。新疆完全在明朝版图之外。
从1036年到1755年——七百二十年——河西走廊和西域不在中原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
七百年间,西夏的佛教艺术在敦煌继续创作,蒙古驿站的马蹄声穿越走廊,明朝的士兵站在嘉峪关城楼上向西张望,看到的是一片无法抵达的土地。
直到清朝。
康熙帝从1690年开始对准噶尔汗国用兵。这场战争持续了七十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1755年乾隆的军队占领伊犁。1759年喀什和叶尔羌陷落,天山南北全部平定。
乾隆给这片土地取了一个名字——新疆。“新”是因为“故土新归”。
从“去安西九千九百里”到重新抵达,中间隔了七个世纪。
白居易和元稹拦不住遗忘。但他们拒绝遗忘。
凉州丢了,安西丢了,西域丢了。戍边的人死了、老了、被忘了。逃回来的人被当成俘虏。留下来的人被迫穿胡服,只在新年那天偷偷换上祖先的衣服哭一场。长安城里的将军们把西凉的悲剧编成戏,在酒席上助兴。
白居易问:就算真的没有能力收复——怎么忍心把这一切当戏看?元稹更不客气:你们就知道喝酒,听这首曲子不觉得羞耻吗?
一个以悲收尾,一个以怒作结。写法不同,拒绝相同——拒绝把一段历史仅仅当作消遣。
诗是证词。一个文明在失去一片土地之后,拒绝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那些沦陷的人、戍边的人、被缚的人、被迫换衣服的人,在正史里是一串数字和地名,在白居易和元稹笔下重新变成了人。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种不甘并非多余——归义军确实收复了河西,清朝确实重新拿下了新疆。但诗歌的价值不在于预言,而在于它守住了某种更坚硬的东西。令狐楚那四句诗把它压缩到了极限: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河湟没收,就不回头。连望一眼故乡都不肯——因为那一望就意味着妥协。
九千九百里。距离没变,诗还在,不甘也还在。
参考诗歌
主要史料
正文编号对应本次实际回读并用于写作的原文,点按可查看完整句段。
从康熙清准战争到左宗棠收复新疆,清朝经略西域两百年。涵盖准噶尔灭族、黑水营孤军、锡伯族万里西迁、海防塞防之争,以及贯穿其中的治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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