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岳南《南渡北归》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写：「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这是第四次南渡。这一次，他们北返了。但北返之后的命运，比南渡更让人不忍卒读。

黄金时代

在战争打碎一切之前，中国有过一个学术上的黄金年代。

蔡元培主持北大，立下八字方针：「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寅恪后来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墓志铭，写下另一句足以概括整个时代的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那是大师辈出的年代。王国维、梁启超、辜鸿铭、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随便拎出一个都是一个学科的开山之人。他们在大学里做学问，在报刊上论时政，彼此争论，互相尊重，构成了一个虽不完美、却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太太的客厅

北平总布胡同三号，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后院另开旁门，住着金岳霖。

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这便是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北平知识分子的沙龙，来者皆是当时学界的一时之选。

林徽因的美，不仅在于容貌。有一年她随梁思成从沈阳返回，肺病再度发作。自此之后，这种被时人视为如同绝症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直至把她拖向死亡的深渊。

关于林徽因，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她与金岳霖的故事。梁思成后来回忆：徽因见到他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梁思成想了半天，说：你是自由的，由你选择。金岳霖听说后，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

此后老金终身未娶。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分析「爱」与「喜欢」的区别：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深厚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的感情。他说自己对林徽因是爱，对别人是喜欢。

梅贻琦与清华

1931年冬，梅贻琦受命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是一位gentleman of few words——沉默寡言，却字字千钧。

就职演讲上，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岳南特意补了一句：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

梅贻琦治校，最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和同学的政治思想。学生闹运动时，他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沉痛怜爱的口气告诫：「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

有一次宋哲元的部队进入清华园拘拿学生，梅贻琦一面保护学生，一面贴出文告诫勉师生：「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建立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的血汗。

在昆明时，他对闻一多、吴晗等人的政治主张表示反感和厌恶，但在关键时刻仍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此为梅氏一贯的作风，也是人格最为光荣的一面。

安阳殷墟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他主持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阳殷墟的发掘。

初次发掘时，书斋出身的董作宾闹了个笑话：他挖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见墓主头上无发，便以为是和尚坟——他不知道古人下葬时头发早已腐朽。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多年后还提起这个故事。

更荒唐的是郭沫若。史语所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寄给在日本的他，叮嘱切勿外传。郭沫若拿到材料后，立即编入《卜辞通纂》，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傅斯年大怒。

此后史语所立下一条铁律：未正式发表的资料，绝不外传。这条规矩后来遭到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南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

北大许多未能及时逃出的学生，被日军关进红楼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和杀威棒的「招待」。清华、南开的图书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书可资参考。

奉命南迁之际，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人急速来到临时大学演讲，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但学校最终还是启程了——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一路颠沛流离。

到了蒙自，女生宿舍设在帝王宫，食堂设在城隍庙，晚上用小碗灌上桐油点灯。三校学生挤在一起：北大的穿长衫像乡村学究，清华的穿西装像归国华侨，南开的穿夹克戴墨镜像美国电影中的侦探。联大女生在蒙自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时尚革命——当地妇女长裙及地，见了联大女生的打扮群起效之，连中老年妇女都深受影响。

校歌响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许多师生对望无语，相拥而泣。

战时

战争中的读书人各有各的战场。

胡适被派往美国当大使，身上背着一桩「大事因缘」——说服美国参战、争取援助、阻止美日妥协。他深知如果中国不能苦撑自救，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来救你——「上帝拯救的是那些自救的人。」

陈光甫59岁生日那天，美国财长摩根索「极力设法」的贷款允诺终于到手。陈光甫告诉对方，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深为感动，深信有胡适、陈光甫这样的忠义之士为之效命，中国不会灭亡。

最关键的一刻发生在1941年11月。美国原本要与日本达成妥协方案，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加上英国方面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决定撤销方案。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大事了结，胡适挂冠而去。

梅贻琦掌校联大。他做了两件事：保护人，保存种子。在战乱中尽可能保留下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唐敖庆，这批后来改变中国科学面貌的人，都被妥善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

梁思成向美军建议：如果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一个被敌人蹂躏了八年的中国学者，在最惨烈的时刻仍惦记着敌国的文化命脉。这是那一代人的格局。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在最艰苦的李庄岁月里坚持学术研究。他给胡适写信：「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短短几十字，透出得意与宽慰。他既恨国民党腐败，又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痛恨归痛恨，骨子里一直忠诚，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

学生从军是另一段辛酸史。闻一多原本反对学生从军，他说：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但时局所迫，十万青年军征召入伍。蒋经国借此机会跃入军队高层，为日后掌权奠定基础。而十万青年军在战后作鸟兽散，第二期征召的学生兵被投入内战，在战场上死伤无数。

陶孟和在抗战期间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调查战争损失。然而抗战胜利后，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的重要研究成果，因国共双方与日本的复杂关系，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政府索要战争赔偿的努力，双双归于失败。

重庆黄山官邸遭日机轰炸，六名卫士死二伤四。面对血肉横飞的惨象，蒋介石继续在残破的官邸办公和召开会议，周身透出一股视死如归的豪气。

常德战役中，第57师将士浴血奋战，全师8529人仅321人突围而出。

1945年，日本投降。联大师生分别之际，校歌响起，汽笛声声，许多人对望无语，相拥而泣。冯友兰在纪念碑上写：「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

这一次，他们要回去了。但回去之后的事，此刻谁也说不清。

抉择

1948年底，北平被围。知识分子面临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梅贻琦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冯友兰代理校务。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学生张贴海报请愿要他留下，秘密赴解放区的吴晗发来「挽留」函电，中共电台广播：「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

但梅贻琦不为所动。后来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

他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新的理论共存」。

陈寅恪也走了。理由与梅贻琦大体相同：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精神控制。

胡适也走了。他斩钉截铁：「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此前胡适曾让来使转告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但大多数人选了留下——吴晗、冯友兰、赵萝蕤、穆旦、曾昭燏姐妹……他们各有留下的理由，有的怀着期待，有的觉得无处可去，有的只是走不了。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最终选择从美国返回大陆。梅贻琦以低沉的语调说：「你回去是有用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但他从不干涉孩子的选择。

傅斯年去了台湾。

北归之后

北归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

冯友兰搞了几十年哲学，后来才知道「思想」二字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当一位同事指责他的学术观点是「思想问题」时，他心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思想？」——后来才明白，新时代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

陈寅恪在岭南，对新兴的「史学」极大不满——这是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苦闷中，一次被意外扭开关闭的龙头后的总爆发，内中透出极大的愤慨与悲鸣。

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来新夏说：「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吴晗一家三口的遭遇，是全书最令人心碎的章节。他的养子回忆：

吴晗死后，妻子袁震也去世了。女儿精神失常，入狱后门牙被打掉，额头裂开一道口子。1976年秋天跳楼自杀。一家三口，无一幸免。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几个最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至死没有写批胡文章的，就是吴晗。

曾昭燏从灵谷塔七层跳下。之所以不选第九层，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尚未达到佛家最高境界。她的堂妹曾昭懿被送到医院，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拒绝治疗，医生不敢施救。1969年死在家中。

赵萝蕤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学术殿堂在风暴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尽管伤心欲绝，无奈大厦已倾，除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夫复何言？

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

汪篯内心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

而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在那场风暴中竟然变成了施虐的场所。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道：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

陶孟和也曾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那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海峡对岸

走的人有走的凄凉。

林徽因是1955年走的。临终她想见梁思成最后一面，护士以「夜深了」为由拒绝。她已没有气力等到天亮，最后一个心愿未能实现。岳南说，她的早逝或许是上帝的爱抚——假如她再活下去，遭遇的可能不只是墓碑被毁的侮辱。

1956年6月10日，金岳霖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纳闷。待人到齐，老金突然起身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此时林徽因已去世一年。来者无不惊诧，并为老金的一片痴心所感动。

傅斯年在台湾任台大校长兼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他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和夫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他在李庄为母亲筑的水泥坟墓，二十多年后在那场风暴中被摧毁了——他没有看到。1950年底，他因中风在台湾去世。

他当年既反国民党腐败，又反苏，骨子里一直忠诚，且有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样的人，在台湾也没有等到他想要的结局。

胡适战后在美国谋了一份图书馆的差事。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他继续研究他的神会和尚，继续做他的学问。后到台湾任中研院院长，仍公开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

而他的儿子胡思杜留在大陆，因父亲的身份牵连，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红楼梦》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胡适临终遗嘱：「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1948年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但那些个人私产，除了成为打击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其他权利在新生的政权之下自是化为乌有，最多给后世史家平添一声叹息而已。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

胡适1962年去世。梅贻琦同年去世。陈寅恪1969年去世。

南渡的那一代人，就这样一个一个凋零了。

读后

合上三册《南渡北归》，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八宝山殡仪大厅里的那段对话：

岳南用上百万字追问的，不仅是这些人的命运，而是一连串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什么那个时代能产生这样的人物？因为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梅贻琦的「大楼与大师」，有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问高于政治，人格重于立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信这个，也活出了这个信念。胡适在美国穷困潦倒仍研究他的神会和尚，金岳霖在林徽因去世一年后还记得她的生日，梁思成在战争最惨烈时仍惦记敌国的文化命脉——他们对学问与人格的执着，超越了一切。

为什么这个传统断了？因为「思想」二字的含义变了，因为「时代精神」取代了学术真理，因为一个不允许「独立」和「自由」的体制，不可能容得下蔡元培和陈寅恪。冯友兰搞了几十年哲学，到头来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吴晗一家三口的遭遇，是知识分子在新的秩序中无处容身的缩影；穆旦从美国回来二十年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世界变了。

唐德刚说，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大陆学界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一边是自吹自擂的虚假颂扬，一边是自我否定的精神废墟——无论哪种，都不是真正的学术。傅斯年当年立下铁律保护未发表的资料，胡适斩钉截铁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他们对学问的敬畏，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最稀缺的东西。

为什么走的人也不得善终？胡适至死相信北大会恢复学术自由，遗嘱中把一百零二箱书籍文件遗赠北大——但那些私产除了成为打击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化为乌有。傅斯年在台湾贫病交加，为母亲筑的水泥坟墓二十年后被摧毁，他没有看到。梅贻琦说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出路：「傀儡」或「反革命」——他自己选了第三条路：在台湾守着清华的庚款基金和学术自由的信念，直到生命尽头。三个人，三条路，没有一条通向圆满。

为什么留下来的人也无法幸免？吴晗至死没有写批胡的文章——这是他为恩师保留的最后一点尊严，却也是他能做的全部。曾昭燏选择从灵谷塔七层而非九层跳下，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尚未达到佛家最高境界——即使在赴死的时刻，她仍在用学术的方式理解世界。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恐惧本身比死亡更可怕。赵萝蕤的象牙之塔化为灰烬后「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那种丧失。这些人，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物，每一个都带着完整的学术人格和尊严感，却在同一个时代里被碾碎。

八宝山殡仪馆的那段对话，或许是对这一切最好的回答：当「时代精神」取代了学术真理，当政治正确压倒了独立判断，所谓的「可靠」便不复存在。老师没有回答学生「哪一派才是真理」——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被允许提出了。

蔡元培说「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八个字，放在今天听来，陌生得令人不敢直视。

岳南用一百万字写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挽歌，更是一个追问：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传统，我们还能不能回去？

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这一次，他们北返了。但北返之后，「风景不殊」已不是晋人的深悲，「还我河山」也不仅是宋人的虚愿——而是整整一代读书人的切肤之痛。